引言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社会流动性的加剧，城市社会逐渐由传统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雅各布斯所描绘的传统城市社区密切的邻里关系正逐渐消失[1]。城市道路的增加、城市结构的碎片化以及公共绿地的减少，使得儿童可以自由玩耍闲荡的街道、邻里等公共空间充满风险性和不确定性，极大制约了儿童的游憩行为。为响应建设“少年儿童友好型城市”号召，城市管理者通过特定的城市规划手段为儿童开辟专属游憩空间以满足儿童日常游憩的需求，如城市儿童公园。广州市政府从2012年开始全面规划和建设城市儿童公园，目前已经建成1 个市级儿童公园和12 个区级儿童公园，成为全国规模最大、最早的儿童公园群，极大地扩增了儿童的游憩空间。但儿童公园是否真正拥有亲儿童性的环境，并满足儿童的游憩需求，必须从儿童的角度来了解和掌握他们的游憩体验与感知。目前，学界从儿童视角探讨游憩体验的研究较少，没有完整的论述框架，难以为儿童公园的建设与管理提供理论支撑。同时，区别于规训化的学校操场和无序化的街头邻里，城市儿童公园作为中国城市化背景下的儿童游憩空间类型，该游憩空间类型以及儿童在其中的游憩体验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文章拟以广州市儿童公园为案例地，采用适合儿童特点的研究方法，尝试总结儿童公园中儿童游憩体验的类型和影响儿童游憩体验的因素，从而为儿童游憩空间规划和建设提供建议，并从学理上丰富儿童游憩体验及儿童地理学的相关研究。

1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新文化地理学的“文化转向”、新童年研究和女性主义地理学的发展等共同推动儿童地理学的兴起，儿童被看作是积极的社会主体，地理学者从社会空间关系、空间行为、环境认知3方面研究儿童群体，关注儿童与空间的关系以及儿童在社会公共空间的感知与情感体验[2-5]。其中，游憩是儿童探索公共空间、与公共空间建立联系的方式之一，儿童能够利用城市公共空间资源进行户外休闲、娱乐、游戏和运动等满足自身愉悦的行为活动[6-7]。儿童游憩的方式和活动的强度等推动了儿童与公共空间的互动，在互动中形成特定的儿童游憩体验。公园是儿童最常进入并使用的公共游憩空间之一[8-9]，儿童在公园中进行社会化活动，并塑造自身独特的童年体验和感知[10-11]。

西方学者关于公园中儿童游憩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园物理环境设计、儿童的空间感知和游憩体验两大方面。前者研究已非常充分，认为公园的形态、分布与邻近程度能够增加儿童户外活动游憩的频率[12-13]。而后者研究主要集中在探寻影响儿童游憩体验的因素。部分学者认为，公园物理环境设计以及设施改善是影响儿童游憩体验的因素之一，公园环境和设备能够给予儿童直接的感官体验，优美的自然环境、柔软的地面、明确的标识以及游戏设备的适宜性等能够增加儿童的体验舒适度[11-13]，但这更多是从成人的视角考虑公园环境设计[14]；同时，适宜的公园物理环境能够给予儿童幻想的空间依托，Cumbo 和Leong 研究发现，儿童能够利用公园资源围绕复杂的想象故事延展游憩活动，隐藏在巢穴和灌木丛里虚构自己的“小天地”以躲避成人的窥探[15]，公园有利于交流动态化、想象具现化以及独享空间秘密性的优势使得儿童有着另类的感官愉悦体验[16]。除此以外，影响儿童游憩体验的社会文化因素也不可忽视，儿童游憩体验镶嵌在传统社会文化背景中，不同年龄的儿童对游憩活动的体验需求存在差异性[17]，其儿童游憩体验与儿童自身的性格差异、认知水平和行为能力差异等相关[18-19]，儿童对公园的涉入程度越深，会有越正面的空间感知体验[20]。受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观念的影响，与发达地区的儿童相比，贫穷地区儿童游憩经历较少，即使在简陋设备的公园里也容易获得更加积极的游憩体验[21]。出于安全考虑，家长对儿童在公园游憩的时空制约和监管[22-24]、公园内同伴关系的建立及其对儿童参与公园游憩的鼓励与支持都不同程度影响着儿童游憩空间体验[23]。儿童游憩体验是西方儿童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25-26]，学者期待通过儿童游憩体验的研究来解决不包容、不友好的公园规划设计问题，建设儿童友好型的游憩空间。但以上研究成果都缺乏理论框架指引[27]，儿童游憩体验的类型不清晰，影响因素较为零散，未能系统地评价儿童游憩体验，无法为儿童公园的改造提供有建设性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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