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婴幼儿专家（Infant/Toddler Specialist）协同工作体系是以联邦政府的法律政策和项目资金为依托，以州政府为实施主体，通过整合各种早期教育和保育资源而搭建的、专门为婴幼儿教师提供专业发展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到2011年，美国已有27个州建立了婴幼儿专家协同工作体系，它们的出现为0～3岁婴幼儿保育和教育质量的提升创造了新的机遇和途径。［1］当前我国正在进行0～3岁婴幼儿早期保教管理体制、服务模式以及从业人员专业素质等方面的探索，来自美国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启迪与借鉴。 一、新型职业角色“婴幼儿专家”的兴起 “婴幼儿专家”的兴起和近二十年美国婴幼儿最新研究成果、婴幼儿生存状况以及政府的政策措施密切相关。这一新型职业起源于1995年“美国儿童健康保育”项目（Healthy Child Care America，HCCA）。该项目由美国健康与人力服务部下设的儿童保育局和妇幼保健局共同资助设立。HCCA以健康保健顾问方式提高全国儿童保育项目中的健康与安全，其目标是在全国的每个州创建一个儿童保健顾问网络，促使保健专业人员、儿童保育机构与家庭之间建立稳固的联系，以支持儿童保育环节的健康与安全。保健顾问可以提供培训、咨询、评估或制定健康政策等多种服务，最终达到提高儿童保育质量的目的。［2］由于HCCA的工作通常聚焦0～3岁婴幼儿，所以一些州的儿童保健顾问就构成了婴幼儿专家这一新型职业的基础，并最终促成了婴幼儿专家协同工作体系的创建。［3］ 二、婴幼儿专家协同工作体系的创建 （一）婴幼儿专家协同工作体系创建的动因 婴幼儿专家协同工作体系的创建是在脑科学研究最新成果推动下，美国各级政府重视并力图改善0～3岁婴幼儿保教质量的结果。随着脑科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领域研究与实践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良好的早期教育能促进婴幼儿的健康发展，并为其后继学习和终身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婴幼儿发展研究新成果认为，0～3岁是婴幼儿身体、情感、社会、动作和认知能力发展最快的阶段，婴儿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已经是一名有能力的学习者了。尽管父母在儿童的发展中起到最为重要的作用，但3岁以下婴幼儿在家庭之外接受的集体保育质量对于儿童的发展同样具有根本性影响。 美国儿童早期发展综合科学委员会研究成果《从神经细胞到社会成员》中指出表明，0～3岁婴幼儿与看护人之间积极、丰富以及可预知的关系能够帮助婴儿形成安全依恋。如果儿童和家庭以及看护人之间的关系是互动、丰富和持续不断的，儿童就能更好地适应以后的学习，为之后的学业成功打下良好基础。［4］高质量的早期保育和教育有助于提升儿童的入学准备，推动数学和语言能力发展，提高认知和社会性方面的能力。这意味着，看护人的照料对婴幼儿一生的学习和发展都具有关键性影响。 然而，1995年由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经济和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苏珊·赫本（Suzanne Helburn）教授主持，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北卡罗来纳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各领域专家学者联合进行的研究表明，美国的婴幼儿保育和教育质量总体状况令人担忧，包括科罗拉多、加利福尼亚、北卡罗来纳和康涅狄格四个州的婴幼儿保育中心质量存在严重问题，看护者和幼儿之间的互动质量偏下，婴幼儿的活动不足，健康和安全存在问题，保育质量极低。［5］ 婴幼儿研究的新成果和婴幼儿保育质量低下，促使美国各级政府开始重视0～3岁婴幼儿保育和教育投入，着力提升婴幼儿保育质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和州在推动和支持0～3岁婴幼儿保育和教育质量方面推行了两项重大举措。首先，1994年克林顿政府设立了“早期开端”（Early Head Start，EHS）项目，为处境不利的0～3岁婴幼儿及其家庭提供早期教育综合服务。［6］其次，1998年国会授权“儿童保育与发展基金”（Child Care and Development Fund，CCDF）拿出部分资金资助低收入家庭0～3岁婴幼儿的早期保育。2010年，受CCDF资助的0～3岁婴幼儿约占全国接受该项目援助儿童的30%，哥伦比亚特区更是将48%的CCDF拨款投入到了3岁以下婴幼儿的保育资助之中。［7］ （二）婴幼儿专家协同工作体系创建的基本步骤 各州创建婴幼儿专家协同工作体系的步骤基本相同。首先，进行评估需求和前期准备。这一过程包括：思考本州对于婴幼儿专家协同工作体系的需求，以及现有儿童早期保育和教育体系能够对专家体系所能提供的支持；收集人口统计、儿童保育与发展基金信息系统、开端计划社区需求评估、家访项目需求评估、专业发展体系和QRIS等方面的资料。此外，在对这些信息进行综合述评时要考虑一些关键问题：本州有多少0～3岁婴幼儿？多少处于贫困状态？这些幼儿的父母一方或双方都有工作的比例是多少？是否有充足的、并且获得资格许可的保育机构为需要得到保育的婴幼儿服务？这些地方的环境质量以及保育工作者的知识技能怎样等。 其次，设立要实现的目标，确定工作范围和重点。在进行这一步骤时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有：建立婴幼儿专家协同工作体系的目标是提高婴幼儿看护者的数量，还是提高当前婴幼儿工作者的知识和技能；是仅仅与那些有资助资金的项目打交道，还是与所有的婴幼儿项目打交道；是否要帮助看护者达到质量评级与改进系统（The Quality Rating and ImprovementSystem，QRIS）［8］的标准；是否提供个别化指导和咨询服务等等。 第三，编制可行性预算。婴幼儿专家协同工作体系有多个资金资助渠道，当前已经创建专家协同工作体系的27个州均接受CCDF的婴幼儿专项资金进行运作。此外，有一些州还有自己的资金运作方式，如，北达科他州、俄克拉荷马州使用本州的追加资金，加利福尼亚州同时接受私人资金的资助。［9］ 第四，设计评估方案。婴幼儿专家协同工作体系的创建与运行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资助者会要求通过项目评估知道他们在这方面的投入是否值得。因此，对于协同工作体系的评估应该是构建该体系的关键问题。创建者需要设计评估以测评该项目的作用，策略的有效性，以及必要的调整方案。 三、婴幼儿专家协同工作体系的运行机制 （一）婴幼儿专家协同工作体系的管理 目前大多数婴幼儿专家协同工作体系由州政府管理，少数由高等教育机构或其他组织管理。各州将婴幼儿专家协同工作体系工作地点设置在某个机构或组织中时，通常会考虑全州有没有为婴幼儿从业者提供专业服务的组织，该组织是否能与所有的保育机构、婴幼儿从业者和早期保育教育社区协同工作，是否具备婴幼儿保育专业能力，是否有足够的灵活性、有发展和改变的空间，等等。 此外，婴幼儿专家协同工作体系的管理组织还应具备以下经验：具有监管项目并成功实施的经历；有一个核心化结构以监管项目实施记录；已经建立了以社区为基础的服务范围的合作伙伴；具有稳定的财政体系与完善的问责管理体系；曾经为早期教育项目提供过专业服务且效果良好；拥有一支有资质的、知识渊博的工作队伍以实现既定目标；具备数据的收集与分析能力，能够对项目活动的结果进行科学评估与测评。［10］ （二）婴幼儿专家协同工作体系的服务范围 婴幼儿专家协同工作体系有广泛的服务范围，能够为多个机构的0～3岁婴幼儿教师提供专业服务，包括公立保育中心，私立保育之家和政府的EHS项目等。当前27个州的婴幼儿专家协同工作体系均为公立的儿童保育中心提供服务，26个州拥有为私立的保育之家提供服务的婴幼儿专家协同工作体系，21个州的婴幼儿专家协同工作体系为EHS项目提供服务。［11］ 现在，婴幼儿专家越来越多地与本州的QRIS密切合作，共同改进婴幼儿保育环境以获得更高的质量等级认证。婴幼儿专家可以独立开展工作，也可以与来自多个学科的专家组成团队协同工作。他们的工作通常从质量评估开始，比如，采用《0-3岁婴幼儿环境等级量表》对政府资助的保育中心进行评估［12］，采用《家庭保育环境等级量表》对私立的家庭保育中心进行评估。这两个评估量表虽面向不同的机构，但评估的内容基本相同，都包括38个项目7个分量表，分别对保育机构的空间与家具、个别照料日程、听与说、活动、互动、项目结构和父母与保育人员的状况和质量进行评估。［13］ （三）婴幼儿专家协同工作体系需要获得的支持 为了达到有效运作的目标，婴幼儿专家协同工作体系需要得到管理者和早期保教领域中各种组织的支持。婴幼儿专家协同工作体系的经理作为日常工作的管理者，需要对婴幼儿专家的工作提出要求。如，针对新入职的婴幼儿专家制定职前培训日程安排，对工作人员进行必要的考评，以确保他们能够获得支持其发展所必需的、适宜的专业发展机会。 婴幼儿专家通常在当地社区独立工作，因而需要具备高水平的沟通、协调和提供支持的能力，以确保全州的婴幼儿专家协同工作体系发挥有效功能。协同工作体系要为婴幼儿专家和那些接受专家服务的保育机构开发持续性的服务指南，包括从其他机构获取不同层次的技术援助、培训和咨询服务，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帮助婴幼儿专家队伍解除困惑。这些创建婴幼儿专家协同工作体系的州正在努力构建一种合作性的顾问模式，以便协调各种相同或不同的学科领域的专家，形成有效提升婴幼儿专家水平的正规体系，促进早期保教质量。因此，婴幼儿专家协同工作体系是一种具有极大发展潜力的、能够为婴幼儿保育者提供协调顾问服务的媒介，正逐渐受到各州的重视和推广，并在推动0～3岁婴幼儿保育和教育质量提升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婴幼儿教育是人生最早接受的教育，为婴幼儿提供高质量的早期教育服务已经成为很多国家优先发展与投入的领域，并在财政投入、立法保障、政策制定、体系构建等方面加强管理，实施以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服务为切入点的国家行动。［14］然而，目前我国的早教机构多为工商部门注册，仅对其经营和税收状况进行监管，缺少统一的行业标准和有效的教育监管。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没有充分利用自身行政影响和专业优势为婴幼儿早期教育活动提供适当支持，各主体间更是缺乏协调与合作。美国婴幼儿专家协同工作体系的发展及其实践，可以从一个方面为我国的婴幼儿早期教育服务体系的构建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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